《我是刑警》富大龙：角色出场，何谈早晚丨对话

刑侦大剧《我是刑警》跨度30余年，用一线刑警的办案历程与成长轨迹，串联起我国基层刑侦的发展脉络。富大龙在剧中扮演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陶维志，灰头土脸、兢兢业业、不修边幅。日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富大龙表示，现实生活中他认识不少刑警，他们工作辛苦、枯燥，时刻处在危险之中，但却并不为人所知。也因此，他希望可以摄取刑警们的工作、生活日常，展现“冰山一角”给大家看。

《我是刑警》全剧演到第30集，富大龙饰演的基层刑警陶维志才“姗姗来迟”，被网友戏称为“最晚登场的男主演”。在富大龙看来，如果大家过度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影响了剧情和对陶维志的观感，他会觉得有点遗憾。富大龙此前演绎过《紫日》《天狗》《大秦帝国之纵横》等经典影视作品，他8岁出道，却始终保持着不急不躁的拍戏节奏，平时喜欢写字、音乐、画画，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被称作“不拍戏就消失”。富大龙表示，迄今为止他都认为自己不懂表演，或者说只是一个在学习过程中的演员。“一部戏演完了，这个角色也还在进行，有时候我也还在想，当时这个地方要是那样处理就好了。对于塑造角色，我认为我一辈子都是在ING（进行）中。”

在《我是刑警》中，富大龙饰演基层刑警陶维志。

最起码要从真实的刑警中体验生活

新京报：接演《我是刑警》之后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准备吗？比如体验生活，去和真实的刑警接触、聊天？

富大龙：有的。现实主义题材在拍摄手法上要求每个演员塑造的角色回归到一个传统、扎实、贴近生活，甚至最好能达到“以假乱真”的表演状态。对演员而言，这是最难的一种挑战。最起码要从真实的刑警中体验生活，去观察一个刑警都不够。我之前也演过一些警察的角色，相继接触过警察内部的各种领域，也有很多警察朋友，我初中同学就是一名刑警。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认识、观察到的警察不是一个两个，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功课，对他们的生活、工作状况，我还是有一个相对深入的思考。

新京报：像陶维志这样现实中的基层刑警，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富大龙：我得非常慎重地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每一个职业内部也存在着差异，同样叫刑警，不同地域，比如浙江和内蒙古的刑警气质上可能就不一样；有的刑警是从警校毕业，有的来自其他专业领域，都不太一样。总体来说，我个人接触过的刑警，绝不是在一般偶像剧或者商业片里看到的样子。我举个例子，也许你家门口卖了大半年白薯的老大爷就是一个刑警。当我了解到他们的具体事迹之后，那种崇敬不是嘴上说说的，他们真的是舍弃了自己大部分的家庭生活，执行任务的时候也不能告诉家人，甚至一失联就是半年时间，风餐露宿，干着隐蔽工作，绝不是帅气、威风八面，甚至007那种风流倜傥的样子。如果在一列火车上，你一眼被看出来是警察，那么也意味着可能就要有危险了。

新京报：《我是刑警》最初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富大龙：用影视专业上的说法，在近些年像《我是刑警》这样几乎是半纪录式的作品比较少见。

新京报：近几年可能会出现某一种潮流或者特别热门的影视类型，在你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大众流行趋势之中，你有矛盾的时候吗？

富大龙：搞文艺的人始终面临着一个悖论，我们常说的“潮流流行”和“你自己”。你固守自己的某一种观念是不行的，需要发展、需要开放；但是反过来，什么流行你就干什么，又是艺术的大敌。所以个性和流行之间永远存在矛盾。这些年，我一直保持自我，我不希望自己是一个潮流流行什么我就跟什么的人，我有自己的主张和审美；但我一直也在提醒自己，不能固步自封，一直在学习，至少希望自己是在不断提高的。

说陶维志像村干部，一点都没错

新京报：剧中陶维志作为县级的刑警队长，在行为举止上会跟市里的刑警有所不同，更朴实一点，甚至有网友说他的气质更像一个“村干部”？

富大龙：像陶维志这样级别的警察，我自己认识的不下十个，有南有北。陶维志来自山西一个小县城，你说他像村干部，一点都没错。他们日常所干的事情，更多时候和居委会村干部是一样的，脱了警服，你确实完全认不出来他是一个警察。昨天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说，他舅舅就是一个小县城的刑警，他说跟陶维志特别像，每天血红着眼睛，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离老远就闻见他一身的烟味，甚至臭味，因为他工作的时候很长时间不能洗澡，他说，他舅舅脱了警服，你会觉得他就像一个“行走的腊肉”。我觉得他形容得特别准确。真正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些刑警们可能需要蹲一个点，十天半个月不洗澡，窝在一个屋子里，靠一堆方便面过活，这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我是刑警》中，展现了基层警察为了破案，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调查工作。

新京报：陶维志作为一名县城刑警虽然有“质朴”的一面，但是他也会弹吉他，还挺文艺青年的。你如何把握这个人物气质？

富大龙：比如像你们记者，有爱好文艺的，也有喜欢打麻将的，还有擅长厨艺的。我所接触的这些警察朋友也是这样，有的人爱打游戏，有的人爱踢球，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从艺术创造角度说，在非常紧张的侦破案情之中，这个人不能不透气。案情非常焦灼的时候，他们总要有自己的排解。在拍戏时，正好我手边有一个道具吉他，我就想，为什么陶维志不能很喜欢听音乐呢？但他的吉他水平非常差。所以设计了他一直在弹《致爱丽丝》，这是我小时候亲历的，在七八十年代这是一个著名的梗，所有的吉他少年入门曲都是《致爱丽丝》，追女孩子什么的全都是弹这首曲子。

新京报：为了三个女童追凶六年，“执拗”是大家对陶维志的形容。在你看来，陶维志是一个什么样的刑警？

富大龙：他是有温度、有毛边儿，有生活气息的一个人。我个人一直在和概念化在作斗争。我塑造角色主要的一个命题就是，要把某一个人物去概念化。他是活生生的人，允许他有各种各样的层次。具体说到陶维志的执拗，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职责所在，他有任务、计划，尽忠职守；第二点就是，我认为能坚持下来做警察的人，需要具备起码的善恶观。比如陶维志一直挂在嘴边的话，“这个案子我可以放，可以搁置，但是我为什么放心不下？”后面的剧情会有展示，他不仅见过那三个女孩子的尸体，而且他见过她们的家人，他每次都提，“那三个妈妈都疯了，三个家庭都完了。”这些都是他真切见到的，因此最基本的恻隐之心会使得他坚信，一定要为死者讨回正义。所以在我看来，陶维志不神奇，他也并不伟大，他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刑警，同时他也是一个真实、有正义感的人。

演绎陶维志，最重要的在于对真实的还原

新京报：剧中市里面的警察，比如秦川对DNA的运用已经挺熟悉了，但是对于陶维志来讲，这还是一个很新鲜的技术手段。对于一个县级的刑警而言，那个时候是不是更多还是要依靠“人肉式”的方法去寻找破案线索？

富大龙：是的。我是1976年出生，在我中学以前没有智能电话，也没有网络。剧中那个时候，就算是市里的人也没有听说过什么DNA。像秦川所掌握的已经算最高的侦查技术手段了，除了他们，很多人都没听说过DNA，更不要说小乡村，确实是很封闭。而且DNA测试到今天为止都是做一次花一次钱，这个花销是很巨大的。

新京报：陶维志作为最终破案的中流砥柱，在你看来，他“踹开真相大门”的“那一脚”是什么？

富大龙：这个案件最终能侦破，不是靠陶维志一个人，秦川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秦川所代表的是高端的技术支持，先进的思想理念、侦破观念，破案依靠的是集体的力量。而且在剧中你能感受到这些刑警的工作非常枯燥，同时他们也非常寂寞。他们需要忍受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去查一个案子，这其中可能还会经历不被人所看到和理解，他们也只能苦中作乐，背后很酸楚。

新京报：演绎陶维志，对你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富大龙：我觉得最重要的在于对真实的还原，而且需要掌握它的度。这部作品毕竟是艺术创作，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陶维志也是虚构的人物，在把握人物的时候，从他内心到行为举止、一言一行，所有的部分我都在找度。怎么样让他既忠实于真实，又能够有个体的特色。在陶维志负责的三个女童案件，一个特征是没有强情节。这里面没有悍匪、枪战，也没有所谓的高智商犯罪，没有这些戏剧冲突，破案几乎靠的就是走访、排查。他的人物设定又是一个基层的乡土小警察，说话不能长篇大论，对演员来说这很可怕。它是一个平铺直叙，没有律动，没有节奏的乐章。只能靠人物的生活气息来填充，挖掘生活细节，他的日常生态。

陶维志为了调查三个女童案件，屡屡碰壁，靠着一股韧劲儿和破案决心坚持了下来。

和于和伟会在现场产生很多即兴表演

新京报：剧中你的搭档是于和伟饰演的“秦川”，这也是你俩第一次合作吗？

富大龙：《我是刑警》是我第一次和于老师（于和伟）合作，剧中陶维志和秦川之间亦师亦友，我在生活里跟于老师的关系也是这样。从演员角度来说，我非常享受我们拍戏的过程，因为于老师是我最喜欢、敬佩的一位表演艺术家，我从他身上学习了很多。我们到现场当着导演对戏的时候，在一些特别的创作点上，我们的想法一模一样，不谋而合。我俩会在现场产生很多即兴表演。就像咱们现在聊天一样，你的问题方向我大概知道，但具体还是要依靠咱们现场随时的即兴问答。剧中陶维志和秦川第一次相见，恰恰就是我俩拍摄的第一场戏，我俩也很激动，对彼此都有一种欣赏和默契。

新京报：此前很多网友也都在等你出场，都觉得你30集才出来，等得太着急了？

富大龙：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验证了原来我说过的一句话，对一个演员本身的关注度最好不要太高。这次很多人都说一边追剧一边在等我，对我来说有点糟糕。如果我是一个大家完全不知道的演员，大家就正常看戏，该谁出来就谁出来，何谈早晚。

新京报记者 刘玮

编辑 佟娜

校对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