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智人之上”是什么？｜年度技术盘点

《黑神话》上线时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讨论热潮历历在目，它承载了中国游戏文化走出去的希望。而作为国产第一款“3A”制作，文化背后的技术，则成为驱动这种希望最根本的保证。

最新的技术永远不会缺席新闻的头条，人们也习惯于用技术的发展来作为衡量进步最重要的指标。2024年，这一现象并无任何改变。从文生视频模型Sora的上线到《黑神话：悟空》的问世，从人类首次出舱进行商业太空行走到首例脑机接口手术的成功，人类社会不同领域的技术引擎依旧轰鸣作响，创造着层出不穷的技术神话。它们依然是当代社会的宗教，引领我们畅想乌托邦式的未来。

不过，2024年，人类对技术的态度也发生着一些重要的转变。8月1日，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在提出3年后正式生效。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身处与AI博弈中的人类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如果说8年前谷歌的阿尔法狗（AlphaGo）击败李世石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智慧发出正式挑战的先声，如今人类在编辑出版、文艺创作等领域全方位感受到的风雨欲来，则暗示着人机共存更加混沌与难测的前路。

今年年底，当红的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的新作中译本面世，这本讨论人类信息网络发展历程的作品，书名翻译为《智人之上》。身为人文学者，赫拉利在开篇前言就面向这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发问：我们究竟还能否配得上“智人”这个称号？

在赫拉利看来，“智人”的称号或许得自于过去10万年间我们取得的巨大智慧成就，但近些年来，人类已经逐渐用自己的造物——技术——将自己推向深渊。技术物逐渐脱离掌控，开始打碎人们旧有的观念系统，曾经身为万物之灵长的智人，正站在悬崖边，纵身一跃，是粉身碎骨，抑或凤凰涅槃？

智人之上，又会是什么？2024年，我们在为技术令人目眩的发展惊叹的同时，更为急切地追问，但答案依旧晦暗不明。

人的消逝：我们不再独特？

关键词：Sora更新迭代、出版业将出版人工智能作品、创作者抵制将版权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

“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那样被抹去”。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的这句话常常被人认为是一种人类主体性消逝的宣言。在上个世纪，这可能是一种寓言和警醒，而2024年的人们，可能体会到过去从未有过的主体性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悬停于观念世界，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在编辑处理手边的文稿时，在高校里的学者面对论文发愁时。

自从去年年初OpenAI的大语言模型ChatGPT横空出世，类似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便占据了技术讨论的焦点位置。科研、文学写作、编辑出版等大量涉及文本创作、内容生产的行业也迎来空前的挑战与冲击。今年年底，英国《卫报》就报道了匹兹堡大学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让ChatGPT 3.5模仿乔叟、莎士比亚等人的风格创作诗歌，再将其与这些作者真实创作过的诗歌一同让读者阅读，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反而更受欢迎。

《人的消逝》，作者：熊培云，浙江人民出版社｜之江文化 2024年12月。

类似的新闻近年来可谓屡见不鲜。人们逐渐发现，围棋之外，文学、艺术等其他所谓“人类智慧的高地”正在不断被人工智能抢占。这种占领不仅意味着一种精神尊严的失落，也切实地影响着人们的生计。今年年底，荷兰最大的出版商维恩博世与基宁（Veen Bosch & Keuning）就宣布开始尝试使用人工智能协助翻译书籍。《书商》杂志（The Bookseller）今年也报道了一家新兴出版公司Spines计划在2025年借助人工智能出版8000种书籍。在未来，Spines还将推出能够克隆作者声音的音频书功能。对于人类校对员、设计师、翻译员等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或许都需要面对与AI竞争的局面。

利用AI出版图书的Spines平台页面图。

今年年底，OpenAI推出的文生视频模型Sora更新了全新版本Sora Turbo。相较于文字，Sora根据用户输入提示词即可生成高清视频的能力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前来体验的用户数量之众甚至使得网站短暂崩溃。目前，Sora的生成能力还存在一些缺陷，例如许多用户反映的生成写实类文本不精确，以至于人们还是可以尽力去分辨AI创作的图像和人类创作的图像之间的区别。但这种人与Sora的互动，构成了2024年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一个绝佳隐喻：人工智能正在越来越多地牵制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倒转和人类的关系。

除了《黑神话：悟空》，今年7月上线的一款独立游戏《沉没意志》（Minds Beneath Us）也在游戏圈引发过不少的关注。这款2D横向对话叙事游戏的背景，正是一个人工智慧全面普及、工作被大量取代的社会。当人工智能成为实际维持社会运转的基础设施，人类与其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一个全新的产业通过将大量人类大脑联结构建运算网络，为人工智能提供足够的算力，被人工智能夺去工作的人类成为了人工智能的“活体电池”。

《沉没意志》游戏画面。

该游戏引发的强烈共鸣或多或少来自现实的映照。今年，多家外媒的报道显示，自去年开始，Meta公司就曾频繁召开会议讨论收购美国出版业巨头，其目的是以廉价获取更多的书籍和诗歌，用作训练旗下人工智能产品。而根据去年《卫报》等的报道，包括史蒂芬·金、扎迪·史密斯等在内的多位知名作家的小说都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工具。这些作品许多都为版权作品，在被用于训练时并未获得作者授权。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寒冬中的文化、出版界也试图驯服傲慢的技术。12月，由30多家不同出版人和作者团体组成的“人工智能创意权利联盟”（Creative Rights in AI Coalition）正式成立，旨在敦促英国政府加强作者版权保护，以使其免于人工智能训练的损害。而在更早一些的8月，欧盟的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试图对各领域不同级别的人工智能风险，包括侵犯隐私、深度伪造、招聘歧视等加以监管和遏制。

相较于人工智能的强势，对技术的驯服与遏制手段总受到更少的讨论与关注。人类智慧的结晶被用来“喂养”AI，仿佛正是《沉没意志》中人体电池的史前阶段。不过，无论是《沉没意志》中的“人体电池”，还是《黑客帝国》中的缸中之脑，面对人工智能的末日寓言似乎都或多或少隐去了一个关键的过程：人是如何慢慢“走到”彻底失去对世界的掌控这一步的？

至少在现阶段，选择权看起来依然掌握在人类手中。正如美国人工智能学者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在今年出版中译本的著作《技术之外》中所谈及的那样：我们对“人工智能是什么”可能本就没有天然的共识。事实上，它可能实际上“既不人工，也不智能”。“如果没有经过广泛的、使用预定义规则的大型数据库的密集训练，AI可能不能识别任何东西”。而人类更愿意用“人工智能”而不是“机器学习”来形容这个对象，一定程度上，正是在为这种技术“赋魅”，人们想象它能“像人一样思考”，无形中也塑造了它成长的模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我们如何想象它息息相关。在这一点上，“人”尚未消逝。

《技术之外》，作者: [美]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译者: 丁宁 / 方伟 / 李红澄，中科书院｜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3月。

真实的分裂：

社交媒体的棱镜让我们看到什么？

关键词：社交机器人与美国大选、韩国Deepfake性犯罪行为激增、人类历史上首例脑机接口技术成功

今年年初，技术狂人埃隆·马斯克作为联合创始人之一的科技公司Neuralink宣布了历史上第一个脑机接口技术手术的成功。去年5月，他们的人体临床实验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并于去年9月开展首次实验。该实验通过机器人将一个脑机接口芯片植入大脑控制意图的区域。芯片记录大脑信号，并无线传输到解码运动意图的应用程序，初步实现让四肢瘫痪者控制计算机的能力。Neuralink将这一产品命名为“Telepathy”（心灵感应）。实验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表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残障人士通过意念控制手机、电脑，再借由这些设备控制其他设备。

这一有些“科幻”的技术进展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几乎在同一时间，国内的多个科技团队也纷纷宣告了脑机接口实验计划。今年11月，博睿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团队合作研发的脑机接口产品NEO在上海执行第一例临床手术。不过，亦有国内外专家对脑机接口技术隐藏的风险表达了担忧。Neuralink向美国FDA提出申请阶段，即认为该技术因将芯片置于大脑表面，“可能引发炎症和免疫反应”。

Neuralink的脑机接口芯片示意图。图源：Neuralink官网

伦理上的风险可能更为严肃。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学者计海庆就提出，脑机接口在观念上预设了一种取消身体地位的个人存在，而身体在主流观念中被赋予了极为关键的形上学意义，是人格的边界所在。自笛卡尔身心二分的传统以降，身体相较于心灵的重要性一直遭到忽视。从互联网科技到“元宇宙”，再到有关“未来永生”的畅想，创造一个“逃逸肉身”的数字存在成为人类的一种执念。脑机接口迈出了关键一步，它似乎赋予了人一种脱离身体寻求自我认同的可能，但人们常常忽略，脱离真实的肉身，我们对世界与自我的认知可能产生巨大的紊乱。

在不同的领域，技术都在制造出更多虚拟的“真实”。今年，通过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针对妇女发起色情暴力的性犯罪激增。早在年初，美国知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深度伪造色情图片就曾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深度伪造几乎彻底模糊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通过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脸部互换，对观看者实现难以辨别的误导。

根据深度伪造与人工智能专家亨利·阿杰德（Henry Ajder）的观察，绝大多数利用深度伪造技术进行色情图片传播的人都是为了寻求“性满足”。该技术正使得女性“失去人性并逐渐物化”。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者玛丽·弗兰克斯也指出了更深远的影响：这类人工智能工具可能导致年轻人产生“我的愿望即人工智能的命令”的心态。在虚拟空间之中，人们对真实身体的感知乃至“敬畏”的减弱，产生了一种可以肆意摆弄他人身体的“特权感”。

图/IC photo

这种真实的分裂，甚至不仅仅意味着线上-线下、虚拟身体-真实身体的二分，也是一种“棱镜”式的多重分裂。美国政治学者克里斯·贝尔就将社交媒体比喻为一种人们看世界时的“棱镜”，今年3月，他的《打破社交媒体棱镜》一书引进中译本，并很快引起关注与讨论。贝尔认为，人们不仅透过社交媒体看到的是多面的现实，而且与此前研究者的认知不同的是，身处这些茧房中的人们并不会因为走出茧房，看到其他的现实而修正自己的认知，反而会出于维护自我认知的协调而变得更加极端。

现实的多重分裂，不仅让极端的网络喷子盛行，也开始对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严肃领域产生着越来越切实际的影响。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社交媒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感”十足。代替拜登参与竞选的卡玛拉·哈里斯成为深度伪造视频和各类煽动仇恨与对立的恶搞表情包的攻击对象，政治团体通过社交机器人散步攻击对立党派的虚假信息影响选举的现象也层出不穷。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美］克里斯·贝尔著，李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潮汐Tides，2024年3月。

面对这一情景，贝尔给出的解困秘诀可能依然存在于线下生活中：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与我们不同的人的真实生活，研究他们真正在关心什么，只有对支撑他人底层观念的世界观理解越多，我们才越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彼此理解。

正如赫拉利所说，如今的技术发展正在制造出一种“全球的身心分裂”状态：假设一个人醒着的时候多半时间就是坐在房间的屏幕前，玩着游戏，与他人建立虚拟的关系，远程处理工作，饿了就叫外卖，活着的到底是线上的虚拟“我”还是线下的真实“我”？赫拉利认为，我们究竟是更重视自己的虚拟身份，还是更尊重生物身体的限制，这种抉择影响到人们对世界的整体态度，包括以什么态度面对物质世界的污染、纷争，以及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地位。

《爱，死亡和机器人》剧照。

文科的黄昏：

置身于技术社会，如何反思技术？

关键词：全球文科衰退、《逆行人生》与外卖员研究引发关注、《自然》杂志报道众多科研人员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开展研究

就在最近，《南风窗》的《全球文科倒闭潮，来了》一文引起社交媒体的文科生们的广泛传播。文科衰退的现象在今年进一步加剧，哈佛大学从今年秋季开始取消30门课程，其中大多数是人文学科。而在过去十年间，修读该校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学生比例持续下降。去年9月，西弗吉尼亚大学裁撤大量专业，几乎波及教育系三分之一的教职岗位。波士顿大学也在近期宣布，将在下一个学年停招哲学、英语、历史等十几个文科及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生。类似的现象同样出现在欧洲、澳大利亚等。

在技术依旧高歌猛进的背景下，人文学科的“黄昏”显得更加残酷。在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冲击下，大学选择将资金更多投入更能适应市场需求、回报率更高的STEM(科学、工程、技术、数学)学科。经济因素之外，随着技术的发展日益智能与精密，面对社会学家吉登斯口中的一个个“黑箱”，身为“外行”的人文学者是否还能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技术现实提出切中肯綮的反思，接受采访的人文学者与学生自己都缺乏自信。

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反思技术，有时候就像希望坐在车上推车、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充满悖论。即便如此，今年，许多人文学者们依然没有放弃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国内出版市场为例，以技术为主题的新作受到空前的重视。年初，随着刻画外卖员生活的《逆行人生》热映，人文社科领域有关平台经济的研究再次引发关注。社会学学者孙萍的《过渡劳动》、陈龙的《数字疾驰》等作品依次出版，它们更多从社会学的视角聚焦技术系统中人的具体处境。科技哲学学者王小伟的《日常的深处》则向困在系统中的人们提出“回到日常”，从“拒绝外卖，自己做饭”等小事中汲取生活的现实感，实现面对技术的“微反抗”。政治哲学学者洪涛的《文学三篇》另辟蹊径，通过分析卡夫卡、斯威夫特、奥威尔的经典文本，引导人们重视文学在一个技术主义的时代“解放个体”的重要作用。

电影《逆行人生》剧照。

在近期播出的视频访谈节目《十三邀》中，作家许知远采访了纽约著名的Argosy书店的店主。在谈到如何看待互联网对书店的影响时，店主给出一个令很多人惊讶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她认为互联网对书店来说可能是机遇。对于年轻人来说，技术制造的虚拟世界常常易变，但“当你拥有一本书籍的时候，它是不会改变的”。店主相信，当今天的年轻人对虚拟生活的这种属性提出质疑，他们终究会更加珍惜纸质书籍和阅读的价值。

很多时候，人文学科对技术世界的反思或许也是如此。技术看似颠覆着我们的生活，但根植于人性中的许多渴望却并未发生剧烈的变化。虚拟自我引发的焦虑让我们重新重视缺席已久的身体，茧房中的彼此攻讦让我们呼唤真实的接触。我们或许不能否认，人文学者理解技术的难度正在变大，但人文反思的目光，依然可以且应该聚焦技术之外的人性。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的一篇对《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一书的评论中，作者陈白认为，当下的许多技术批判都将骑手们经历的困境归咎于技术本身，却忽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问题。骑手们的“过渡”状态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导致的劳动形态问题，也是更深层次的个人归属感问题。相较于在算法的催逼下“逆行”，由于社会支持系统、经济保障机制的不健全，骑手中的主要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缺乏融入城市的认同感，可能更值得反思。

《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译者：林俊宏，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9月。

这也是凯特·克劳福德在《技术之外》中做出的关键提醒。在她看来，人工智能不过是“现实权力的代理”，它密切反映着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如果我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技术之外的因素，能同时缓解我们面对技术的狂热与恐慌。《自然》杂志今年开展的一项全球博士后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受访人使用ChatGPT辅助开展科研，他们用其编辑和排除代码错误，使得研究成果更有助于他人阅读。除此之外，与人工智能合作科研的过程让他们感到更加愉悦。这一事实为学界对人工智能冲击科研行业的观点提供了反面的例证，也印证了技术并非具有彻底左右人的力量。

无论是技术乌托邦主义抑或技术反乌托邦主义的话语，都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夸大了技术具有的自主性。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样的批评或许吸引人且“安全”，但也会失之悬浮。当下我们面对的困局，来自技术算法，更来自社会的“算法”，从“技术之外”为技术话语“祛魅”，人文反思依然有着足够的空间。智人之上是什么悬而未决，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平视技术，与之共存。

撰文/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

校对/刘军